1951年10月1日清晨，北京的秋风带着凉意拂过城楼，一个扎着短辫子的女孩站在观礼台旁，双眼紧盯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她名叫马三姐，16岁，还没有来得及给自己取一个能被写进户籍的正式姓名。两个小时后，在的一间幽静小客厅里，她才知道，自己的姓名将由毛主席亲身定下。

　　这天正午的家常饭桌不大，菜品不过是家常的炸酱面和一盘西红柿炒鸡蛋，毛主席微笑着看着眼前略带羞涩的少女：“你小小年纪立了一等功，惋惜1949年没赶上来北京。现在补上这一课，行不行？”少女允许时，耳尖轻轻泛红。主席随即又问：“我姓毛，你姓马，合起来可叫马毛姐，你看可好？”少女抿嘴笑了笑，轻声答道：“听主席的。”短短一句对话，成为后来很多报纸和播送里的美谈。

　　许多人猎奇，这个来自安徽无为的小姑娘究竟做了什么，让首领在繁忙的国庆之余也要腾出时刻与她相见，还亲身为她赐名。要讲清这个疑问，得把时针拨回到1949年春天，那场横亘在长江两岸的触目惊心渡江战争。

　　马三姐1935年出生在无为的渔家，家贫如洗。她排行老三，家里按传统直接喊她“三姐”，却从未为她购置过像样的衣衫。9岁那年，父亲因病欠下一外债，咬牙把她送去做童养媳。那个屋檐下，她每天挑水、洗衣、喂猪，还为垂暮的婆婆捶背，漆黑的日子好像看不到止境。

　　转机发生在1949年2月。二十万大军聚集长江北岸，蓄势待发。关于刚从苦水里爬出来的无为大众来说，支前是义无反顾的大事。挑米、运柴、修堤、送情报，村子里没有一个闲人。当地渔户更是把家里吃饭的家伙什——木船——同时捐出来。马三姐传闻戎行征船，马上拉着大哥奔驰数十里，报名当水手，口气里满是稚气又满是决绝：“送过江，去南京抓蒋介石！”

　　部队政工干部很快注意到这个小不点，劝她回家：“烽火无情，你仍是个孩子。”武士把她抱下船，她却又钻进另一只船舱，在江边守整夜，只等下一轮装载。她的固执，只因一句朴素的想法：给了老大众吃饱饭的时机，自己也得还一份力。

　　夜色中，马三姐总算登上一艘载着30名北方兵士的木船。她了解风向、水道，抓舵的方位比成人更稳妥。不料刚到江心，南岸守敌火力忽然倾注，溅起的水柱搀杂弹片敲打船板。哥哥大声提示：“减速，让船低伏！”她摇头，嗓音沙哑却坚决：“慢了更风险，冲！”话音未落，一颗子弹划过，打穿她右臂。鲜血染透棉袄，痛苦片刻袭来，她咬紧牙关，用左臂死死稳舵。40分钟后，小舟在南岸浅滩泊岸，她又领着爆破手摸黑突进碉堡区，为后续队伍扫清妨碍。

　　战争结束时，这位年纪尚未及髫的女孩被颁发“一等功”。同年9月，中心人民政府准备开国大典，有关部门宣布一张特别的请柬——收件人：安徽无为，马三姐。但是，请柬终究被母亲收进寒酸的木箱。对一个连县城都没出过的孩子来说，去悠远的北平无异于去另一个国际。母亲一句“路上不安全”，这趟行程便作罢。

　　10月1日典礼当天，毛主席站在城楼审阅全军，目光扫过欢娱人海时，遽然想起那位小功臣，遂侧身问询保镳：“那个14岁的小姑娘呢？她怎样没来？”当得知女孩因家人对立未能成行，主席叹了口气：“孩子小，也难为她一家。”说完，他吩咐秘书把姓名记在小本上，日后再补。

　　时机总算在两年后到来。1951年国庆前夕，中心再次派人赶赴无为，约请马三姐和另一位特等功臣一同进京，差旅、食宿全包。随同解放初期铁路提速，南京到北京只需一昼夜。火车轰鸣声里，16岁的她第一次看见挺拔的信号灯、车站上规整的站务员，更第一次穿上补缀得当的灰色学生装。同行的县武装部长半开玩笑地说：“这回可没人拦你了。”她眯着眼，望向车窗外奔驰而过的秋田，说不出话，却握紧了那只早已愈合但留下伤痕的右臂。

　　到京后，她被安排在北京好处。10月1日清晨三点，志愿军军乐团排练的喇叭声把她从梦中吵醒，一夜未眠的振奋压过一切疲乏。广场的灯亮光如白天，当飞机编队呼啸而过，战车履带碾出节奏，她忽然感觉自己跟两年前的那条小木船相同，也正横渡某条看不见的江。

　　与毛主席的碰头安排在午后。客厅里没有庄重的公务气氛，反倒像乡邻闲话家常。主席先问她创伤恢复得怎样，她答“打针吃药，早就不疼了”。随后主席话锋一转：“姓名还没正式挂号吧？户口簿上总不能一直写三姐。”听到“马毛姐”这三个字，她起先错愕，继而垂头憋笑。就这样，一个带着两代人回忆的姓名诞生。

　　从北京回来安徽后，“马毛姐”成了当地报纸接连多日的头条。省政府为她做了简略的赞誉典礼，勉励青年学习她的勇敢和忘我。但镁光灯很快散去，她自己却没把荣誉作为筹码。完结时间短文明补习后，她进入合肥车站区麻纺厂当挡车工。纺纱车间噪音震耳，汗水混着棉絮，不管多热，她都穿戴长袖，为的是遮住那条战伤痕。有人劝她去当干部，她摇头，“我读书不多，做工人更结壮”。

　　1970年代，厂里扩产，需求夜班主干。她自动报名，一干便是十载，常常清晨两点下班。1980年代初，纺织职业重组，许多工友调岗。她却仍旧守着老机台，笑言：“它就像当年那条船，我熟得很。”1990年退休时，同车间师傅帮她拾掇东西，她从柜子顶端取下一张发黄的相片——那是1951年在北京与毛主席合影。其他物件，她毫不留恋，这张相片却从未离身。

　　晚年因脑血管意外坐上轮椅后，她搬回无为河边。气候好时，常被街坊推到坝头，看渔船来往。周围小孩问她臂膀上的伤是怎样来的，她只淡淡一句：“那年渡江，炮火留的印。”口气安静得像在说谁家晒鱼干。没过多久，孩子们把她围住，吵着要听“江面交兵”的故事，她所以推着腔调，把几十年前刀光剑影浓缩成几个让小家伙们听得懂的词——“胆子”“江水”“小木船”。提到重要处，她偶然会中止，好像脑际划过某一幅火光冲天的画面。

　　不可否认，这段阅历给我国近现代史添上一笔艳丽注脚；更可贵的是，她并未将此转换成个人的勋章收益，而是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度过余生。今日再翻军史，能看到这位少女的姓名列在渡江战争参与者名册；在无为县志里，还能读到一句短评：“其人普通，其志非凡”。这或许正是马毛姐带给后人的静默启示：英豪能够站上城楼，也能守在车间。重点是，其心里一直装着同一件事——国家需求时，就往前站一步。

　　握过舵柄、掌过机台、推过轮椅，马毛姐的人生跑道并不长，却横跨了两个年代。她14岁那年未能赴京，令毛主席挂念；16岁那年获赐姓氏，终圆愿望。后来，她把那张请柬和合影一同裱进木框，放在床头柜。相片上的她，笑脸尚带稚气，衣服领口被风吹起，与周围注视她的毛主席一同定格——那一刻，年少的勇敢和首领的慈祥相互照射，成为新我国黎明后最温暖的图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