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中国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判断：纵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能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此党中央明白准确地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当时国家计委主任还提出了2020年小康社会的三个量化指标：一是富民目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2%，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以上，大体相当于当时中等收入国家的中等水准；二是城镇化目标，城镇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到2020年城镇化率超过50%；三是基本实现工业化目标，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到2020年降到30%左右。

  现在回头来看，中国已经提前实现以上描述的目标：2015年GDP相当于2000年的3.96倍，人均GDP已达到8000美元，城镇化率达到了56.19%，农业就业比重已降至29.5%（2014年数据）。

  当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怎么来识别“中等收入陷阱”，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地走向高收入并实现共同富裕。对此，党中央高度关注，战略谋划，科学布局，破解难题。

  当时党中央已经前瞻性地识别将要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2004年党中央就提出中国发展前途有两种可能性：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000美元，按既定的部署和现行汇率计算，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这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最重要的阶段，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在这一阶段（指中等收入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发展结果：一种是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另一种是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导致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会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为此，党中央及时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全力争取前一种可能性，防止和避免后一种可能性。这既是党中央的先见之明，更是党中央的重大部署，从中国一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就预先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全球化本身就是双刃剑，一国危机殃及四周的国家，大国危机殃及全球。这为那些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造成了既不可预测、又不可控制的外生变量。

  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2007年，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观点》的报告，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但该报告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深入阐释。随后的研究表明：很少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劳动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领域与富裕国家竞争。

  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这是典型的大国溢出的负外部性，也是典型的其他几个国家外部冲击，与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内部因素相互作用，造成了“中等收入陷阱”。如2009年，除了中国和印度之外，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都是负增长，全球也首次出现了经济负增长。这也为世界银行这一理论提供了最新验证，但另一方面掩盖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这场空前超大规模全球危机真正的祸首。这是典型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在制订“十二五”规划时，党中央已经明白准确地提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此，“十二五”规划是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这成为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目标。2013年11月2日，习在接见外宾时明确说，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经过“十二五”时期，中国保持了7.8%的增速，成功地跨越了下中等收入阶段，顺利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

  以广东省为例，“十二五”时期，广东加快了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从1.76%提高到2.50%，提前五年达到2020年全国的研发投入强度目标。有效发明专利量和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保持全国首位，技术自给率、科学技术进步贡献率分别提高到71%和57%，非流动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8.7%，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上亿人口的广东省进入两个“一万”俱乐部。一是2015年广东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人均GDP达到67503元，相当于10838美元）；二是GDP总量超过了1万亿美元（地区生产总值达72812.55亿元，相当于11691亿美元），占全国GDP总量的10.8%，占世界GDP总量的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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